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眼下各方热议话题,如何理解2013年宏观经济政策“基调”?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宏观政策取向如何?就此，本报专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就上述政策可能的方向进行探讨。

　　记者：12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给出的信号既有政策延续性的一面，也有寻找新的突破点的意味。在谈及增长方面，强调的是未来需要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活力和动力，上述增长的动力来自何处?

　　尹中卿：现在有一种说法，拉动经济增长传统“三驾马车”的动力正在逐渐减弱。具体而言，投资方面，未来我们不可能再像过去三十年那样，依靠较高的投资增长率来支撑经济增长;出口方面也面临着欧洲、美国和日本市场的不景气以及世界整体经济的长期低迷，因此不可能再指望未来出口会有较高增长;消费方面，其实过去连续四年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后，并不是逐年增加，而是逐年下降的，这也说明居民的消费需求在短期内也难以有效地提高。

　　同时我们注意到今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稍微有起色，但是这个起色的维持要求我们继续扩大出口，在当前这个国际环境下,这一点很难做到。

　　所以在传统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动力逐渐减弱后，需要提出的是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在什么地方。有人提出未来新的“三驾马车”，分别是城镇化、信息化以及民生建设。

　　为什么把城镇化作为我们“三驾马车”的重中之重呢?李克强同志最近反复提出，城镇化是我们未来最大的需求来源，以及未来经济平稳发展的动力所在。所以我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未来的经济部署中都将强调加快城镇化的发展。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以及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将成为我们扩大内需、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增加投资特别是优化投资结构的动力所在，把长期依靠外需来拉动经济的模式变成依靠内需来拉动经济。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拉动内需与以往家电下乡、以旧换新是不一样的。家电下乡等做法提供的空间必然有限，例如农民已经有了电视、冰箱、空调等，再增加消费的可能性就不大了，所以目前所提的城镇化道路与传统的扩大内需的办法相比将更加有效。所以我们强调城镇化将是未来一个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的一个最主要的抓手。

　　记者：在基调清晰后，市场又开始新一轮的猜测：2013年，强调质量与效益下的GDP会是多少?

　　尹中卿：确定明年经济发展指标有两个基本的依据：一个是“十二五”规划，“十二五”规划是规划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十二五”提出的经济发展目标是7.5%，这个目标的提出是仔细研究了过去三十年经济发展的成就，也仔细研究了未来相当长时期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可能性确定的。我认为“十二五”提出的7.5%目标是很实际的，而且如果未来能保持国民经济增长7.5%左右，也才能完成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也就是八年之后我们的GDP要翻一番，国民收入要翻一番的目标。所以说“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对我们制定2013年的增长目标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从这一点来看，2013年的经济增长应该不会在7.5%以下。

　　第二个依据是今年的经济增长和明年的增长可能，现在看来前三季度的统计数据已经出来，第四季度，特别是进入到11月份之后，目前各方统计的数据，特别是先导性的统计数据，例如PMI、用电量、经济增长景气指数、工厂的订单等数据表明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已经比较稳定的建立了筑底的过程，并且有所反弹。所以今年的经济增长率有人预计是在7.8%，也有人预计还会更高，肯定不会低于7.5%。

　　今年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特别是第二季度，是在很多企业订单下降、效益下降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仍然超过了7.5%，所以我认为根据明年的经济环境以及我们内部经济的发展趋势，情况肯定会比今年好，也应该高于今年。

　　所以我个人认为明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应该高于今年，基于“十二五”规划，和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双倍增要求，考虑今年经济增长的基础以及明年经济增长的可能，我认为不会是原文来源于华夏陶瓷网7%，也不应该是7%，很大的可能还是维持今年的目标7.5%，如果更加积极点，将会在7.5%以上。

　　记者：2013年宏观政策走向?

　　尹中卿：未来的宏观政策方向将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稳健、谨慎的货币政策组合。扩张的、积极的财政政策重点将在收入方面，也就是通过结构性减税来增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能力，从而增加居民的收入以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

　　另外还需要扩大支出，当然这会增加赤字，去年中央财政是5500亿元的赤字，加上地方发行的2000亿债券，一共7500亿的赤字。明年我们一方面要通过结构性减税减少收入，另外一方面要扩大支出，由此可能带来资金缺口，就需要通过适当的增加财政赤字以保证我们财政政策的持续性。

　　支出方面还要更多的改善支出结构，更多的向民生倾斜;另外虽然说要增加投资规模，但是不能再向生产投资增加，因为目前很多领域都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包括传统产业、新型产业方面都已经过剩。所以增加投资不能再增加工业投资，要改变投资结构。优化投资结构，未来应该增加城镇化过程中的投资，这个过程中的投资空间是无限的。货币政策方面未来最重要的还是利率市场化的改革。

　　记者：2013年可能存在的风险会来自于哪些方面?

　　尹中卿：风险依然是不改过去传统的两条，一是地方债务风险，因为今年很多专家预估新增地方债务为一万多亿。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数字是在国家审计署审计完10.7万亿地方债务以后，中央三令五申要求严格调节余量、控制增量的情况下又新增的部分，实际上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债务违约的风险，所以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仍然是首选。

　　第二，地方债务肯定会影响到金融，因为我们很多地方债务都是通过政府融资平台向银行借贷，所以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金融风险仍然是不可小觑的。现在讲到操作性风险、金融性风险目前最担心的就是“影子银行”，这种赤字之外的赤字，体制之外的金融，特别是信托形式的贷款，已经超出了我们传统的金融监管手段之外。还有一个风险就是现在的产业过剩，特别是传统的产业过剩的同时，新兴的战略产业也在过剩。这些产业的过剩就会导致企业的破产和经营困难。

　　记者：未来我们需要推行的城镇化改革最需要在哪些领域破土?

　　尹中卿：长期以来，各地都把推动城镇化简单的等同于城镇建设，过分注重建成规模扩张而忽视人口规模集聚，把农民工仅仅当做生产者而不愿接受其成为市民，结果导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镇化落后于土地城镇化，两亿多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工作居住却无法真正融入城镇生活。这些问题如处理不好，就会阻滞城镇化进程，甚至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未来新型城镇化建设首先需要创新农业人口的有序转移机制，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全覆盖;例如在推进户籍和人口迁移体制改革方面。我们建议要逐步建立城乡一体的居住证制度，以举家迁徙的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以就业年限或居住年限或社保参与年限为基准，加快放开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中城市和特大城市落户限制，引导和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定居。此外，还需要同时推进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体系改革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其次，要创新农业转移人口承包土地和宅基地流转机制，积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和城镇内部二元结构。

　　再次，需要创新资金多元筹措机制，尽量满足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资金需求。目前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资金缺口大，需要政府推动、社会参与、个人努力共同筹措资金。例如首先需要完善财政保障机制，完善预算编制和管理，将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列入政府一般预算安排，尽快开征房地产税、资源税、环境税，构建地方税体系，增加土地出让金的支出比例，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合理界定不同层级政府的公共支出责任，调整以户籍人口为基础的资源分配关系。设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专项补助资金，形成地区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减轻流入地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财政负担，此外还要拓宽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渠道。